《晋商研究》

2014-12-23

此书是我校百年校庆之际出版推出的“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之一。

正如著者在其绪论里所说：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晋商文化是明清时期形成的会现象。晋商们纵横捭阖，曾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其深至远，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

山西商人驰骋商界五百年，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为世界商业史所罕见。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他们形成了重商立业、诚信义利、同舟共济的价值观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精神。他们积累了一套完整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法，并把信守商业道德、坚持义中取利看得高于一切。这些都是我国商业文化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山西经济却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无论整体水平，还是人均收入都远远落后于沿海，甚至沿边地区。山西人日渐重政治轻经济，中生产轻流通，重工业轻商业，正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使我们错过了许多经济大发展的机遇。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振兴山西努力奋斗的今天，从经济理论的高度研究晋商的经营策略、管理方法，以及在市场取向和资金运作方面的成功经验，显得很有必要。这有利于打破本本意识、山沟意识、诸侯意识等陈旧观念，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树立新型的“三晋精神”，并将晋商的管理方法、制度创新、营销观念应用于实际工作中，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即将加入“WTO”的历史机遇，振兴山西经济，重铸晋商辉煌。

晋商现象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其田、卫聚贤等先生就已开始对山西票号进行研究；60年代，山西财经学院又搜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为今天的晋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近年来，晋商现象日益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大量论文、著作相继推出，晋商研究已形成氛围。但是已出版的相关成果普遍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首先，雷同性倾向比较严重，都是对大家较熟悉的问题进行探讨，拓展和深入均显不足；其次，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而不注重从理论高度加以归纳、分析，至今还无一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研究晋商现象的著作；第三，缺乏系统性，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晋商文化的丛书问世。晋商研究尚处于低层次、多重复、重表述、轻论证、分散研究、不成系统的阶段。因此有必要对晋商现象进行系统化的探讨并增强相关研究的整体性、理论性及规律性，推动晋商学的进一步发展。

晋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方兴未艾，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基本理论的发展并非十分完整、成熟，在这里有必要对该学科的基本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一些探讨。我们认为，在晋商的研究上应当确立正确的研究目标，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要做到破“四旧”，立“四新”，即不能就明清论明清，就晋商论晋商，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后四者兼备最好，但至少要有其一，只有这样，晋商研究和晋商学这门学科才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晋商学的研究方法应为研究目标服务。长期以来，晋商学的研究人员大多出身于历史专业或是地方上的实际工作者，大家对经济理论的掌握尚不丰富，分析问题的方法也以历史分析为主，许多仍处于就史论史，就事论事的阶段。而晋商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不能仅单纯地反映历史，而应有更明确的研究目标，这样才能针对不同的目标，选择适宜的方法。

那么晋商学的研究目标究竟应当是什么呢?晋商学既是经济学门类中的二级学科——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又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相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所肩负的应是这两门学科的共同使命。晋商学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结合上，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论述和分析历史上所出现的经济运行过程，总结出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因此，晋商学研究除了要适应自身的学科建设外，还应担负起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总结历史规律、经验，为现实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另一方面还要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服务。这就是晋商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

之所以确立这样的研究目标，是因为晋商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通过对晋商史实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并为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同时晋商学的研究需要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并进一步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服务，因为任何一门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历史分析基础上的。在对史实的分析中，使用一系列的方法，总结抽象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并对经济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

在这两个目标的指引下，可以看出晋商学不能停留在对史料进行简单的总结与堆砌，更重要的是要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理论、新观点，以达到晓古喻今之目的。在这种研究目标的指导下，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选择最适宜的方法。

其次，对晋商的研究应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形成不同的研究方向。晋商要学从时空上解释经济结构和绩效的演变，其研究一方面要依靠史实说话，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经济学观点、方法及理论模式，对史料进行分析、阐述，以实现经济学与晋商学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使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外，还应充分注意利用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进行研究。从明清开始中国经济就一直处于一种转型期，经济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这一外生变量的影响和制约，甚至有的制度会形成一种社会习俗，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明清以至近现代山西商贸、金融以及商人的探讨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进行研究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经济理论与史料的结合中，可以把握并形成不同的研究方向。从宏观的角度，可对经济总体运行态势、运行规律进行分析，如晋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在运行中折射出来的商品流向、物流总量、城镇分布、消费结构等等；从微观角度，按部门、行业的不同，把晋商学细分为典当史、商业史、金融史、贸易史、企业史、家族史、制度史、会馆史、行会史等。通过纵横结合、点面相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除了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外，还应加强区域商帮的比较和一系列相关关系的研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内部，行政区域或地理区位将其分割为若干基本经济区域，每个区域有各自的经济特点，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商帮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它们互相制约，又互相竞争，还相互补充，因此不作比较研究便难以把握经济发展全貌。即便对晋商的研究，也应深入到盐帮、船帮、粮布帮、驼帮、典帮以及大商、小商的共性与个性的研究之中。与此同时，晋商研究还应从理论高度加强对官商关系，商业与手工业、近代工业、农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相天天系的研究。

应用数理分析、经济计量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也应成为晋商学的研究趋势。建立或采用经济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较易把握经济运行脉络，推导运行规律。在以往的晋商研究中，存在着重定性分析和事件描述，轻定量分析的倾向。而计量分析方法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有代表性的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才有意义，否则得出的结论是不可信的。因此在碑刻、会馆、人口、耕地面积、从业人员、利润总额、商号数量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晋商现象得出的结论更为真实、充分，尤其对现代晋商学的研究更具积极意义。

在广泛使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应注意，所有经济理论都是我们研究晋商学的方法，而不是秘诀或捷径，我们不能信手拈来，随便使用。所有经济理论都有一定适用条件，如果不假思索地随意使用，不但不会有良好的效果，反而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这也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此外，在对史料进行分析时还可使用抽象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又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从纷繁复杂的经济事物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中抽象出其中最有代表意义又最简单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从最抽象的范畴上升到最具体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采用了这种分析方法，才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等规律，充分做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使这些理论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方法若能用于晋商学的研究，把晋商的内涵、外延、流通规律、资金流向、投入产出、内在机制等归纳总结出来，对于从复杂的史料中发现经济运行规律，完善经济理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其三，对晋商的研究还应当加强与社会学理论的联系。经济运行有其基本规律，相同的规律本应无论用在何处都会表现出相同的运行结果。但实际生活却往往并非如此。晋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由于有着人这一特殊影响因素的作用，使得我们不能完全使用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研究方法，设置一个理想状态进行分析，而应考虑到影响经济和诸多综合因素。其中，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社会变迁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既是强大的，又是潜移默化的。经济运行就是要在这两方面中找出最恰当的点，使之达到一种均衡。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应充分注意这些，尤其注意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制衡，把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研究中。同时这种研究还可与区域经济研究结合起来，以探求各地经济的特殊性。

除了注意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外，还应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的发展与自然条件的优劣、资源的分布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经济发展大多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直接利用的基础上。而到近现代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尤其在当今，人类物质文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经济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把经济地理、生态学的理论运用于晋商学研究便是一种必然。

晋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其研究目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学科的发展极为有益。晋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对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但晋商学又是一门跨学科、跨专业的边缘学科，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只使用经济学、历史学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不能不以一种学科排斥另一种学科，而应充分将社会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针对所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选择最合适的方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使晋商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现实意义。

当然，本书并不是就晋商历史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作详尽的阐述，也不是要对晋商文化作一种普及性的宣传，而是要就其中的主要问题、主要方面，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书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以及金融学、文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更深层次、多视角探索晋商的经营文化、组织结构、制度变迁等，同时研究总结晋商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寻求和探讨我国历史上经济运作中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客观规律，分析、预测经济发展的动向，力求做到史实与理论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具体案例分析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审思明辩、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促进山西经济的腾飞。

此书的作者刘建生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现任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相关著作有《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晋商史料与研究》、《清代以来山西点上的兴盛及其原因》、《试论晋商历史地位及作用》、《晋商消费性支出对现代民营企业发展的启示》、《试论晋商研究方法等》；刘鹏生，现任山西省国际经济贸易信息中心党总支书记，参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山西近代经济史》等相关论著；梁四宝，现任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变迁。相关论著有《晋商股份制的经济学分析》等。

在学术界晋商研究日渐升温的今天，此书为繁荣晋商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并给广大关注晋商文化的读者以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