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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育人”非“制器”

——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

2013-07-03 杨叔子

 

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材,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何况是高级人材;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级的器材,即使是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只能具有人所赋予的复杂而精巧的功能或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过人所赋予的可能界限这一雷池半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其实,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如此,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点,以人贯串于各方面及其始终;何况是直接培养人的教育?
我国大学主旋律的特色是培养中国的大学生。这里,一是“中国的”,一是“大学生”。所谓“中国的”,我们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应服务于中国,至少不应关心中国,更不应损害中国;否则,就在培养“六亲不认,有奶是娘”的反对派,办这样的大学又为了什么?!所谓“大学生”,是与中小学生相对而言。人就是不器的君子,材就是不器的大道,这种人材就是能不拘一格去创新的人材。概括地讲,大学培养的人材,一要爱国,二要会创新。
   
归根结底,我们的教育面对的是“人”,我们中国大学教育面对的是中国的高级人材。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大学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高级工程。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后果如何,不言而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当今高教界普遍重视人文教育的缘由。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点也没有过时。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今天,更不过时。人文教育尤显紧要,可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1.
人文教育关系到民族的存亡。民族的概念主要是人文文化,概念而非遗传基因的概念。基因只能决定是什么种族,不能决定是什么民族;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古代消灭一个民族,是从肉体上整体地加以消灭;近现代以来,消灭一个民族,完全可以从人文文化加以消灭。“西化”的图谋者与鼓吹者,就是妄图将其他民族用西方文化予以融化,加以消灭,达到世界一流;这比“分化”、“战争”等手段更为阴险毒辣。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五千年文明史的风雨而没有消亡,历史从未中断,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文文化的强大与绵延。季羡林先生的分析与归纳十分深刻,他认为中国的优秀民族传统就是人文精神,一是爱国,二是骨气。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共产党员李玉和痛斥汉奸王连举:你这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就是从反面的讲法同季羡林先生的正面讲法相呼应;走狗,就是不爱国,断了脊梁骨,就是没骨气。爱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
人文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民族兴,国家兴;民族衰,国家衰;民族灭,国家灭。什么是国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国力包含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这三力中,关键是民族凝聚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族凝聚力取决于对人文文化的认同。我国有句古语,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人文文化。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强烈的爱国有骨气的传统,兴国强国的志气。
    3.
人文教育关系到社会的进退。社会的发展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两者不可缺一。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物质文明,就愚昧,就无知,就落后,就贫困,就挨打;忘却人文文化,丢掉精神文明,就异化,就空虚,就卑鄙,就更为愚昧、更为无知,就会大倒退。这正是《老子》所警告的:“福兮,祸之所伏。”事物走向了反面。美国人约翰·赖斯比特的近期名著《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High Tech·high Touch:technology and Our Search for Mecaning,1999年英文版,2000年中文版)深刻指出,正由于科技如此发展,信息科技、生命科技如此发展,人类更必须理智地追求人性。Touch者,Meaning者,交往也,接触也,意义也,人性也。是的,丢失人文精神,忘却人性,科技的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浩劫,乃至毁灭,此决非言过其实。
    4.
人文教育关系到人格的高低。人格如何,是高尚、尊严,还是低下、鄙耻,这是人文教育的内核、人文素质的基础、人文精神的本质。“人而无耻,胡不遄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国自古以来就将羞耻、诚信、人格作为人的精神的尺度与标志,作为对人的教育的关键。对人的思想教育、感情陶冶、精神塑造有三个层次:最基层,人格;中层、法纪;最顶层,政治方向。毫无疑问,政治方向是根本。是灵魂,一错全错。法纪,是言行的标准,是现代的“礼”,无“礼”则乱。然而,最基础的是人格。没有人格,政治思想无处生根,无以为本;没有人性的党性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格来谈政治思想,只能是假、冒、伪、劣,只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指善为恶,专用以整人、害人,从不用以律己、省己,这种伪君子、这类反面人物,古今中外,莫不有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最大损失与危害是什么?是摧毁人格?是摧毁我国优秀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大搞民族虚无主义!这一严重后果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这里,一切有远见的人都在呼吁:要加强人格教育,特别是加强儿童与青少年的人格教育!以优秀的人文文化去教育未冠者!
    5.
人文教育关系到思维的智愚。有研究证明,人脑是一整体,但又有左、右两个半脑之分,它们的功能有差异,与左半脑密切相联的逻辑思维同与右半脑密切相联的形象思维有差异,与逻辑思维密切相联的科技活动同与形象思维密切相联的人文活动也有差异。然而,这种差异正需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相互协调,不同而和,浑成一体,这正是大脑各部分在自然进化中科学的分工而又科学的合作。我们的教育决不能将这种科学的分工变成反科学的分割,人为地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割,文理分离,还进一步理理分离,文文分离,急功近利,越学越窄,越学越“愚”,这势必严重妨碍、制约、损害乃至扼杀、摧残人的本性、灵性、潜力以及思维与创造性的发展。近年来,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左半脑储存个人毕生的经验,是“个人脑”;右半脑储存人类500万年来所制造与积累的智慧与经验,是“祖先脑”。自古以来,人类都是依赖右半脑作为主导来生活的,它给予人类灵感、智慧、创意,右半脑的信息量是左半脑的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因此,右半脑的开发,人文教育的作用,其意义难以估量。当然,这决不是说,左半脑不重要,左半脑的充分运作才为右半脑的精彩表演提供了大舞台。一个大脑、岂容分割?!
    6.
人文教育关系到言行的文野。动于衷,形于外。言行举止,是文明还是野蛮?是高雅还是下流?这是人的人文文化底蕴如何的生动体现,也是人文教育结果如何的直接检验。一个文明的人,讲话应有文化内涵,是文明用语,还应该是发乎内心的文明用语;行为举止应合道德规范,是文明行为,还应该是出乎感情的文明行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将“质”理解为内容、素质,将“文”理解为形式、表现、言行,显然,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只有言行与素质的彬彬相配,才能是真正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人文教育才真正达到了目的。
    7.
人文教育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不少调查研究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幸福,其原因80%取决于非智力因素,取决于情商;只有20%取决于智力因素,取决于智商。非智力因素中,其主要内涵就是人格,就是人文精神。当然,这决不是讲智力因素不重要,要攀登科技高峰、攀登学术高峰、攀登创新高峰,最终还得依靠由非智力因素所支持的智力因素来完成。


 

科学教育应该与人文教育相通相融,相通相融则利,相割相离则弊。两者相通相融,就可能使受教育者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上相通相融,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浑成一体,培养出“全人”,全面发展和主动发展的人,而非梁思成先生1948年所指出的“半个人”。相通相融则“育人”,相割相离则“制器”。这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
相通相融,共同构成正确的追求目的。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是求真,越符合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就越真,越科学;但是科学活动本身并不能保证其应用与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人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是求善,越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越善,越人文;但是,人文活动本身并不能保证其能否建筑在客观世界规律的基础之上,从而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显然,善为真导向,真为善奠基,两者相融,才能构成正确的追求目的,这就体现着求真务善同时实现的完美,体现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是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创造、文艺创作、社会变革等社会活动,莫不是美,莫不是新,莫不是为了人类社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求真,务善,完美,创新,老子讲:“不失其所者久,死不亡者寿。”爱因斯坦深信,人类精神的永恒目标是真、善、美。
    2.
相通相融,共同奠定正确的追求基础。科学求真,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客观,尊重规律;而人文求善,勇挑重担,高度负责。何况,尊重客观及其规律,会有高度负责相伴;高度负责也会有尊重客观相随。两者结合,必然导致以高度责任心来承认客观,来认识客观,来尊重规律,以之作为其活动的基础。科学如此,人文亦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要源于实践,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实践,高于生活。“学而时习之”,学主要讲向实际学习,习是讲将学习所得的加以实践,向实际学习并将学习所得的经常加以实践。学习所得的,要高于实践,高于生活,就是认识客观本质,认识客观规律。这表现在文艺领域中,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不具有求真的人文精神,这也就是科学精神。例如,在作品中,表现为追求“神似”,而非追求“形似”,“神似”就是科学中事物或现象的“特征不变量”。我一再举过的典型例子,“春风又绿江南岸”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两名句中的“绿”与“闹”之所以绝妙,就是因为“绿”字是在定义于一个无限空间中的春到江南的“特征不变量”,而“闹”字却是在定义于一个微小空间的春满枝头的“特征不变量”。至于辛弃疾在《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中,竟然隐约揣测到神州明月西沉时将有另一世界明月东升,高空中有“高空风”(“长风”),月亮受一股无形力量支持而浮在空间,甚至月亮可能绕地球旋转,等等。为什么能如此?他们基于实践,“求思之深,无所不在”。“文以载道”,道就是道理,就是理念,而且也就是客观,就是规律。在科学领域中,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伟大科技专家,深信“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与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满的关系”。显然,他们工作的基础与内容,也充满着对别人高度负责的人文精神。
    3.
相通相融,共同构成“我·人·物·自然”的正确关系。科学承认客观,尊重客观,人文关心他人,关心外界,一个是能面对现实,一个是能终极关怀,两者结合,势必是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集体,对待客观,对待自然。形成“天人合一”这种与人为善、与物为善、民胞物与的融洽、正确的关系,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必不可缺的外部条件。现在所谓的“情商”、“非智力因素”,其关键就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创造成功的外部条件。为什么“文人相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析得对,“人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何况,有的己长并非长,有的人短也并非短。我所在的教学科研单位,一直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公开承认别人的劳动及其成果;第二,真心尊重别人的劳动及其成果;第三,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第一条是科学,承认客观实际,第三条是人文,做到终极关怀;第二条既有人文,又有科学。这三条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紧密结合,所以我所在的单位一直发展得很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一条规律。
    4.
相通相融,共同形成正确的创造性的整体思维。逻辑思维是这一整体思维的正确性的基础,形象思维是这一整体思维的创造性的主要源泉。逻辑思维是极为严密的,这保证了思维的前后一致,保证了思维的正确。没有逻辑思维,思维一定是混乱的,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乃至荒谬无稽。正因为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了形式逻辑,为正确思维奠定了基础,所以美国的迈克尔·哈特在他的名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将他列为第14位;也正因为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中给出了公理系统的范式,深深影响了牛顿,影响了现代科学体系,从而列为第22位。读一读王安石写的《读孟尝君传》,90个字,4 句:第一句是讲情况,第二、三、四句就是逻辑学中的正、反、合三大命题。但是,也正由于逻辑思维有着自己的严密体系,从而继起的循道者就超脱不了这一体系的框架,欧氏几何本身产生不了非欧氏几何,电动力学本身也产生不了相对论。要有原始性创新,就要突破现有思维模式与框架,就要有开放的形象思维。爱因斯坦从他切身的经历中得出结论: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他又讲,科学研究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而彭加勒讲得更直接: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想象力、直觉,都属于形象思维,都属于右脑活动。我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商鞅深刻地指出:“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故习,所闻,就是指已有的思维模式。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得何等深刻:“神思方运,万涂竞荫,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神思,就是发散的形象思维,无拘无束,超脱奔放,不落旧套,立异标新,就是敢于向传统的观念与思维挑战,这样,方可能达到原始性创新。毫无疑问,凭借形象思维所达的新的思维,应是另一个逻辑思维;否则,将是荒谬的思维,走入歧途。一切有卓越成就的科技大家或文艺大家,莫不是两种思维兼备,只不过可能一显一隐,一主一次,一自觉一不自觉而已。这是历史事实。
因此,我们可以讲,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应有宝贵的科学基础与珍璞;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
   

 

当前形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成果毕出;科技成果,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尤其是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世界,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还可能以骇人的听闻改变着人类的本身。福兮?祸兮?这不取决于科技本身,而取决于研究、开发、应用、发展科技的人,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手段如何结合,取决于人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
   
科技成果能否正确应用?科技成果能否迅速掌握”?科技成果能否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能力超前研发,以压倒对方?能否以“高层建瓴,洞察全局”的能力,异军突起,开拓崭新的科技领域,夺取主导科技潮流的科技成果?这决不仅仅取决于科技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科学与人文如何结合,取决于研究科技的人及相关者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
   
我们的教育不能不思考这一严峻的发展,我们的大学不能不思考应培育什么样的人材,我们中国的大学不能不思考在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与民族跨入21世纪后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以人为本”,既要崇尚科学,更要弘扬人文。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其突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所在。我们不能不再次强调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四书·中庸》讲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载舟覆舟,慎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