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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理论

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西北大学原校长 张岂之

2014-11-14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这种教育实践提出了需要加以研究的若干教育理论问题。我想就此发表一些看法,就正于高教界的朋友。
一、教育功能问题
    我们在高校从事教育和科研或做管理工作,很少想到教育的功能问题。此问题相当复杂,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比如,教育与受教育者的先天和后天关系;教育对社会、自然的影响;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等等。教育并不排除受教育者先天遗传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因此有些教育理论主张受教育者的先天遗传因素与后天教育相结合。教育心理学、教育生理学等学科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不过,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在论述教育功能的时候,一般都认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使受教育者得到健全的后天培育,成为超越于“本能人”的“社会人”或“文明人”。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不研究大学生的先天因素,而力求开辟一条渠道,使他们在后天的培育中,得到文学、史学、哲学等基础人文学科的若干知识,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粹的熏陶,从而成为具有优良品质和素养的人。这种内在的品质和素养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点,是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立足点,也是“社会人”、“文明人”的必备条件。  
    强调教育的后天功能,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传统。一般地说,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并不忽视“先天”与“后天”的统一,而其重点则放在后天方面。例如,先秦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在“人性善”的命题中,说明人具有先天的良好基础,只要后天勤奋学习、刻苦磨炼,就有可能成为圣贤。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苟子,在“人性恶”的命题中,说明人先天具有不良因素,因此需要经过后天的琢磨,积累知识,去恶从善,成为圣贤。他们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皆可以为禹”,通俗而形象地表述了他们强调教育后天功能的观点。
    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强调教育的后天功能。后来,马克思主义从中得到启示,认为社会环境、特别是一定的社会结构对人的聪明才智起很大作用。当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的时候,社会不再成为人自身的对立物,人们经过教育,会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有个性的人,独立思考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可望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在20世纪,法国史学流派中的年鉴学派对此作了许多评论。
    教育的后天功能,比如,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职业功能等,都可以加以研究。某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要靠教育作为它的基础,并为它提供思想和人才的资源。又如,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创造的科学技术——这不仅是生产力的第一因素,而且是教育中的重要门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经济的一部分。至于教育与职业的关系,那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加以论证。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的另一功能往往被人们忽视,这就是教育的文化的功能。这个功能全面体现了教育对人的塑造,“玉不琢不成器”,从玉石到玉器,从本能人到具有文明心态、文明举止、文明生活观、文明价值观的现代人的飞跃。人的一切活动都不能离开文化,即使是最为人们关注的经济,也不能离开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否则,它将成为贪得无厌的榨取和人间悲剧的制造者。在教育中更加不能忽视文化功能,人们常说的“提高国民素质”,实际上就是教育文化功能的另一种表达。对照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方面的工作任务还相当艰巨。但是,不妨将大学生作为重点,就是说,在大学生中进行有效的文化素质教育,通过他们去影响整个社会,使高校成为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中坚。
二、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90年代,我国教育家提出,在高等教育方面,应注重学生们的文化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个性发展。这是针对高等教育现存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一种简洁而准确的表述。
    长期以来,在教育理论上有所谓“灌输”论,认为价值观、知识、技能都是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灌输”的结果。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受教育者仿佛是一个器皿,只是被动地作为知识的存放处。实际上,人对价值观、知识、技能的接受,相当于人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这个过程应当是主观与客观、接受与消化、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在知识的吸收上,人们如果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知识就会成为“死知识”,而失去它的应有作用。不但在知识上如此,在价值观问题上,人们如果只能背诵名言,没有自己的体验和实践,那么,这样的价值观就会成为不开花、不结果的东西。因此我们应当强调教育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在此过程中,法制完善与法治巩固,需要经过较长的实践。因而建立完整的、系统的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价值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使青年人在价值观问题上产生迷惘。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只是依靠教师们的讲课,尚难以完成。因此,不妨这样设想:教师利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大学生在建立新价值观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实现此设想,目前的困难是:一般地说,大学生们在“知识材料”和“研究方法”上还有不足,这就限制了他们的创新能力的提高。
    第一,他们缺少人文学科的知识原料。什么是“人文”?三千多年前我国古籍《周易》中就出现了“人文”一词,并主张用“人文”去“化成天下”。古代的教育家主张用人文、即文明精神去影响社会,使社会从制度上、思想上和民风民俗上趋向于文明。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理论,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在20世纪,有一段时间里,记载中国人文精神的书籍进不了学习理工科和社会科学大学生的课堂,也进不了他们的宿舍。这就使得他们在知识材料上缺少了与人生价值观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他们在建立新的价值观上发挥创新能力,知识材料的不足,难以胜任,这是毋庸讳言的。
第二,大学生在专业教育训练中,对于“证明”的科学方法有较深的体会,可是关于人文艺术方面的“体验”方法则感到陌生。他们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清楚地了解:现代自然科学有两个起源,即古希腊形式逻辑体系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实验概念、思想方法,即可以通过分析的手段得到关于世界的正确、真实知识。牛顿在17世纪建立了完整的牛顿力学,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思想的正式确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都知道,科学必须具有可被检验的客观真理性。这些都深印在他们的头脑中。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文艺术学科的“体验”方法,就有路人之感了。
    举一例来说,20世纪我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都要经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见《人间词话》)这里,王国维借用宋代文人晏殊、柳永的词形象地描述第一、第二境界。所谓“境界”,原是佛教典籍的用语,后来用到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王国维又提出诗词的“境界”说,并借用它说明人的精神境界。第一、二境界是什么?这就是为寻求奋斗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接着王国维又说到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借用宋代辛弃疾的词来描述理想的实现。如果没有第一、二境界,也不会有第三境界的出现。对上述“境界”,如果采用“证明”的科学方法,大约是徒劳无功的,这需要人们进行哲学的思考和体验。人们对古今中外名篇佳作的领悟,以及对艺术品的鉴赏,都不能靠“证明”的方法,而有赖于“体验”。当然,人们由于知识和人生阅历的不同,体验也会有深浅的差异。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人文艺术方面的体验方法也是不能忽视的。
    上面所谈“知识材料”和“研究方法”的欠缺,致使大学生创造能力受到影响。这毕竟引起了教育学家们的重视,他们提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以便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事。
三、文化素质教育与思维方式
    教育家们关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又有“三提高”的说法,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的文化品味。这是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全面概括。问题是如何才能达到“三提高”的结果?这就不能不探讨教育者的思维方式问题,也就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思想方法问题。
    首先,理与情的统一。在专业教育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讲道理,循循善诱,这是不可少的。还有另一面,就是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以情动人,也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国传统教育理论可作借鉴。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中和”被认为是人的高尚精神境界,其基点则是承认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感情的抒发必须与道德规范相吻合。
    这就是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关于理与情的简洁说明。因此,儒家教学的科目中既有音乐舞蹈课,也有道德伦理课。
    不过,如果只是停留在以往儒家的观点,是很不够的。今天我们理解教育理论中理与情的统一,应提到“美”的高度来认识。如果试问:教育学中的“美”是什么?回答也许是:理与情的统一,这也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德、智、体、美的完整统一。高校各种专业课中都有丰富的关于“美”的素材。这些应进一步发掘,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例如,历史课并不是干巴的条文,其中人物的活动与社会各种矛盾交织,便有美与丑的对立。在自然科学中,宏观物质世界与微观物质世界,不论人们从何角度去思考它们的结构和组成,肯定会发现其中的“美”。这正如学者们所赞美的,数学家王国是艺术王国的根本。还有,各种设计图纸,既可从工程力学、建筑学角度去认识,亦可从美学角度去鉴赏。不过,以往由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单一,在教育思想中理与情统一的观念比较淡薄,只是偏重于前者而疏于后者。这个缺点如果得到纠正,教育者在他们教学的实践中将理与情紧密地结合起来,肯定会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启迪。
    其次,还要提到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我们在高校正作,习惯于具体的思维方式,例如,投入多少教育经费,必须见到具体的房舍、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图书等等。在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中,总是着眼于经济成果,而忽视教育的无形精神成果。重视具体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不能忘记另一方面,即科学的抽象。抽象从具体出发又高于具体,带有普遍性。将这样的道理运用于教育学,人们便会发现,优秀人才的培养,任何专业和学科,都必须要有科学抽象的严格训练。因此教育学家们强调,大学生必须要有高等数学的基础,如果没有数学的训练,要学好理、工、医、农不可能,学好社会科学也是不易的。
    提高学生的科学抽象力,或称之为理论思维,并不限于数学。在基础人文学科中,哲学史的学习,这也是提高人们理论思维的最好途径。
    中外哲学史应当是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关于中国哲学史,需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色。中国哲学在2500年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抽象理论水平。例如,先秦时期道家的经典之一《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瑰宝之一。《老子》有勇气去探索宇宙本源和宇宙规律,请看其中第一章这样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有”是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的;所谓“无”并不是不存在,它是空间,是超越了人们的感官,需要不断地加以探索的存在。所以《老子》第40章又提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现代物理学、天文学无一不说明“有生于无”。毋怪乎《老子》书在当代有多种外文译本,受到欧、美和日本自然科学家欢迎,他们中有人从老子哲学中受到启示。
    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应重视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并将创造性思维的母体“抽象”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这样才能造就杰出的科学家。
    最后,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的统一,也应当受到关注。文化人格的养成必须依靠文化知识的积累,但是,此二者不能等同。在教育中,教育者们应注意使受教育者接受文化知识,并以此作为基点,促进认识的飞跃,以便塑造高尚的文化人格。
    这个道理,我国先秦时期大教育家、思想家荀子在《劝学篇》中讲得很好。他说:“积土成山,风雨生焉”.一堆堆的土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一担担水汇合成深渊就有了灵气;“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德,圣心备焉”,到了这个境界,就能了解宇宙、社会的规律。荀子的举例,我们可借用并赋予新意:“土”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知识,而“山”是文化人格;“水”是前者,而“渊”是后者;“善”是前者,“德”是后者。这说明文化知识与文化人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荀子所说的“积”就是我们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对大学生日积月累所做的工作,这对于塑造高尚文化人格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人格,在我国古代教育理论中称之为“气质”或“气度”,认为这些方面的培养和提高,是长期教育和锻炼的结果。在人的启蒙教育阶段,只是为优良气质打下一定的基础,这些在他漫长的生活中需要不断充实、完善。一个具有高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也许人们和他的接触中会感到在他身上仿佛缺少了什么,这个体验许多人都曾经有过。究竟缺少什么呢?缺少的是:人文文化的积累与体验。应当看到,科学造诣和人文修养二者的圆融统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大学教师也有提高自己文化素质的必要性,需要学习再学习。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教师孔子,按他自己的说法,到70岁的时候,他的气质才达到完美的阶段。
总之,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在教育实践中经常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使其更加辩证化,防止单一性。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教育者的辩证思维方式。
 
本文选自刘凤泰主编《提高文化素质  培育创新人才——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