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高山可仰 » 理论研究 »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几个认识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 张岂之

2014-09-03

 

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已有8年,今年春季教育部高教司在武汉召开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会上,大家提出了一实践问题,就这些问题,写出以下的意见,希望得到指正。
 
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定位问题
有同志提出,不可把教育“泛化”,似乎它可以包含一切。这个建议很好。我认为,在防止“泛化”的同时也不宜“狭化”。1995年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刚起步的时候,周远清同志曾说:“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是文、史、哲的基本知识,是艺术的基本修养,当代我国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三个方面。当然,对文科的学生需要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一开始不一定弄得太宽。……文化素质教育特别要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味、格调、情感和价值观的取向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经过8年的实践,现在来看,这个定位是准确的。
    19991月江泽民同志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应当学习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学习文科的学生应有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说这就是文化素质教育,应当加以推广。1999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人文素养”和“文化素质”具有大体相同的内容。可见大学文化素质的定位、内容是很清楚、明确的。
8年来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有两个突破。一是大学生的文化活动已成为学校的重要工作之一。文化素质教育不仅在第二课堂,而且进入了第一课堂,有些大学规定,学习理、工、医、农的学生应修满文、史、哲和艺术以及社会科学多少学分的课程;而文科学生应修满自然科学课程的若干学分才能毕业。这是一个突破。文化素质教育并不仅限于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而且普及到了大学教师中,从而提高大学整体的文化品位。以上两点体现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化和发展,这既避免了泛化,也防止将这方面的教育引向狭窄化,是有价值的教育实践经验。  
 
    二、先进文化与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会上大家有一共识:今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应进一步在先进文化的指导下向深度和广度方面发展(普及与提高并举)。这首先体现在大学的领导集体和大学教师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地位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是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里将文化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作了深刻的阐述。
    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以及由此构成的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一些陈旧的知识,比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比如“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只是为中学这方面的不足补补课而已”等已不合时宜,需要与时俱进,将文化提到党的十六大报告的高度来认识。
    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历史上优秀文化发展的结果,是现代革命实践、科学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大学应当成为先进文化的学习者、传播者和建设者。大学各科素质教育、如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科学素质都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这是方向。
    先进文化是在继承发展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学习和研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已成为师生理解当代先进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而这一点应当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应当成为民族优秀文化和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和发展者。
    认识民族自身和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价值十分重要,对此挖掘得越深,人的精神生活就越加充实。虽然民族和全人类优秀文化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关于人的价值取向、人的审美判断力的某些普遍性原则,至今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成长有教育意义。经过岁月洗炼的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人文名著,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它们以简洁生动的文字表述深刻的人生道理,虽然其中也有历史留下的偏颇之处,但从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人的文化品味上,它们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和魅力。民族的人文名著可以教人如何做“真正的人”,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例如,实事求是、以民为本、有过必改、与时偕行等就是其中的支撑点。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在当今和未来,当科技与人文、科技与艺术结合得越牢固,科学上的创新源泉就越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与艺术是科技创新的酵母,许多大科学家同时是艺术家就足以说明此种现象。
    在继承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学习研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比较、借鉴各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推动自身的文明建设。人们对全人类优秀文化了解得越多,“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念越明晰,对民族文化会更加珍惜,在根据时代精神加以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这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之,在先进文化的指导下,我们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进行民族优秀文化和全人类优秀文化的阐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这方面的研究不到位,那么在教育质量上的提高就会受到影响。
 
    三、民族精神与文化素质教育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指出这是“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大学的各种素质教育都应当体现民族精神,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和活动也是这样。
    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她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的团结统一精神;她的支撑点和发展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和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其时间毕竟相对短暂。由于统一,使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绵延不断,从来没有中断过;使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得以维护;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表现多种多样。有的是将分散的部落融合成统一的民族,促进本民族的发展壮大;有的是英勇抵御异族的侵扰,保卫本民族的家园和生命财产;有的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深受列强殖民侵略之害,国家的生死存亡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命运,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为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从虎门销烟到变法图强,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到战胜日本侵略者,新中国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基本取得了独立,走上民族复兴的大道。
    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贯穿民族精神,在理、工、医、农等非文科专业的大学生中加强关于祖国历史(不仅是近现代史)的教育是有必要的。据笔者所知,在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开出了“中国历史”公选课,一次选读的学生就有数百人之多,可见大学生对祖国历史(他们对古代史尤其生疏)是有学习热情的。
    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地创造文明的历史。五千多年的文化创造,培育发展了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著称于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与困难险阻的顽强搏斗和抗争,培育发展出艰苦奋斗的民族自立精神。
民族精神不但需要弘扬,而且要加以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所以今天应当弘扬;而民族精神还会在新的时代里不断创新发展,所以今天还要加以培育。弘扬与培育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离不开教育。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养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有高素质人才、高新科学技术以及较高文化素质的国民。将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放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可以体会出关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是不能忽略的。
 
    四、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课教学
    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已有教育专家们写出一些结合实际的文章,可资参考。更加可贵的是,有些高校已在教学实践方面探索如何将文化素质教育的某些内容引向专业课。前面提到在武汉召开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金先庆教授,就此问题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该校在教学理念的建设上要求大学生(准医生)必须培育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一种高尚精神。具体地说,医生要爱人、爱病患者;医生珍爱人的生命健康,这是医德的灵魂。医生之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因为他们用一颗热爱生命的心和医术技能使病患者恢复健康。医生对病患者的爱应体现在医学教育的一切环节上。金先庆教授说,即或是对于死者遗体的解剖,也必须要有人文精神的关怀。他们规定,在遗体解剖之前,医生和医大学生必须向遗体鞠躬,对个体生命的终结表示哀悼,从而使学生们通过具体的事例受到人文精神的感染。   
还有另一个具体问题需要引起关注,这就是如何提高综合性大学文科教师为理、工、医科大学生开出公选课的积极性?我觉得可从两方面做些工作。一个是对于开出公选课不能有片面认识,以为它在学术层面上不如专业课。再一点应认识文化素质教育公选课的特点。这些课程要求深入浅出,能为理、工、医科的大学生们接受,并产生学习的兴趣。要做到“深入浅出”,对于教师来说,是要付出艰巨劳动的。还有,一般地说,公选课的学生总比专业课的学生多,教师在批改作业、评阅试卷等方面也要用很多精力。由于文化素质教育公选课有以上一些特点,教学的管理部门应制定出具体的办法,使开出文化素质教育公选课的教师在工作量的计算和教学酬金方面得到优惠,从而鼓励其教学积极性。在武汉召开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北京大学介绍的经验中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合情合理,可作为借鉴。
 
                                                                      本文选自《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314